图示：1990年万里委员长下榻深圳富临大酒店

 

触碰万里委员长的深圳情结-万祥军：国家利益大于家庭感情 

和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的对话中，国家大健康医药产业委员会主任万祥军表明，从“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和健康中国建设规划来看，“互联网+”已成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技术手段。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健康中国建设也为互联网医疗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并加速推动新兴的互联网医疗产业走向成熟。

“历经两年的模式创新、商业试错、资本逐鹿，互联网医疗产业终于有望步入黄金时代，国家关于分级诊疗政策的推进将快速放大互联网医疗产业中远程医疗的商机。” 万祥军走访考察了深圳市“健康中国”的落实和大健康医药产业的布局时表示，可以预见，在“十三五：期间，健康中国战略不仅会在宏观层面提高健康服务水平，同时也将会有一系列新的行业应运而生，“互联网+”和健康服务都将是健康中国建设规划的主角。

2016年5月31日至6月3日国家大健康医药产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新闻道德（媒体记者）委员会主任万祥军为了调研深圳市健康中国和大健康医药产业工作再一次来到了冠以的改革前沿阵地~深圳。当时下榻在深圳火车站旁的深圳富临大酒店。据了解，这个酒店在深圳改革开放前期专门用来接待国家领导人和国外元首。当时，国家主席江泽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等国家领导人和美国总统克林顿、乔治·布什等都入住过此大酒店。当大酒店董事长告知万祥军所下榻的房间是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住过的时候，这让万祥军浮想联翩并勾起了1990年当时万里走访考察深圳及其相关万里委员长的一些片段。

“我记得1991年，祖孙三代在中南海家中欢聚，共同庆祝老爷子万里75岁寿辰。当时，万里老爷子走访考察深圳并入住深圳富临大酒店那一年应该是74岁高龄，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祥军回忆后对记者说，万祥军在和万里的儿子万仲翔谈到万里老爷子的时候，万仲翔表示，父亲万里是一个典型的有血性的山东汉子，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几乎没有城府，不会八面迎合，喜怒哀乐全写在脸上。父亲是一个实干家，干起工作来不要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后果。父亲是一个对党对人民负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家。

图示：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很看好大健康医药产业-万祥军走访考察健康中国深圳布局
  

 

 

图示：万里、廖承志、习仲勋

 

图示：1991年12月，祖孙三代在中南海家中欢聚，共庆万里75岁寿辰

 

图示：1993年4月4日，万里和家人唱歌

 

图示：自左至右：万里、孙女万宝宝、儿子万季飞、夫人边涛、儿媳王晓民

厉有为：万里主张授予深圳立法权

授权立法的议案通过后，万里同志说，深圳立法权来之不易，希望深圳珍惜、用好立法权。全国人大主管立法工作的领导这样解释授予深圳立法权的初衷：因为我们国家太大，需要在立法方面的“试验田”，深圳船小好调头，国家想做一时又不好做的，可以在深圳特区先行先试，成功了可以在全国推广，不妥了及时改正就是了。

“1990年万里调研，走访考察深圳让人记忆犹新。”对话时任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厉有为回忆，当年对于深圳是否授予立法权的争议很大，万里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主张授予深圳立法权，并且推动了深圳取得立法权。

厉有为表示，1992年7月1日下午3时7分30秒，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关于授予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的议案。出席117人，赞成107票，反对零票，弃权9票，未按表决器1人。

“当时对于我的工作而言，要立法权是其中一个主要任务，每个中央领导来，我们都要做汇报，一遍又一遍地解释。领导们还真听进去了，尤其是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同志更是予以大力的支持。”厉有为说，1992年6月底，授予深圳立法权之事，提到了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的议事日程上。

1992年6月底，授予深圳立法权之事，提到了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的议事日程上。到京后，我先拜访了万里委员长，并再次汇报授权深圳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我们的准备工作。万里听了很高兴。我预感这一次授予立法权可能成功。

为了争取得到广东省的支持，我找到了来出席会议的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立。他说：“我是支持你们有立法权的，但上级有关方面持不同意见。我带来了一份发言稿。”

拿到这份稿，我仔细阅读，发现不同意见有五六条之多。我立即把情况报告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曹志同志。曹志同志又向万里委员长汇报。万里随即作出三项决定：一是请专家研究授予深圳立法权的合法性。二是由曹志协助做工作，说明这是党中央的决策。第三，大会安排厉有为同志发言。 曹志秘书长认真落实了万里委员长的指示，并有了结果。经法律专家研究，授权立法是合法的。曹志找了杨立谈话，传达万里的意见。杨立马上请示省委书记谢非（因当时的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若正在日本访问），谢非答复：按万里委员长的意见办。

在会议决定让我发言后，我连夜赶写发言稿，列出了五六条授权立法的理由和深圳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我发言的时间大约10分钟，发言完毕得到热烈的掌声。

厉有为：

辽宁省新民人，1983年10月后开始出任地方党政机关领导职务，先后任湖北省十堰市委副书记，十堰市市长、市委书记，湖北省副省长；1990年12月调任广东省，任中共深圳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兼深圳市委党校校长；1992年6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同年11月任深圳市市长；1993年4月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1998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

 

 

关于市场经济的概念-万里：是凡事都要先问一个姓什么

计划经济的观念、反和平演变的观念、姓“社”姓“资”的观念、外资越多越反动的观念，已经出现瓦解之象。万里那时候是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前台的事情已经不再过问，现在也忍不住开口了：“左的干扰最突出的表现，是凡事都要先问一个姓什么。”现在这些人都已知道，《解放日报》上所谓“换脑筋”的说法，也不是编辑的发明，而是邓小平说过的话。他们相信，“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高潮已经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最初还有些见仁见智。童大林喜欢说“现代化市场经济”，有人说应该叫“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还有人说“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更好些。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最关键的东西已经有了。吴敬琏说：“将市场经济确定为中国改革的大目标，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情。”他主张大家一起来清理左派理论家造成的严重混乱。此人身材瘦小，嗓音高亢尖利，有个绰号叫“吴市场”，因为他是中国最早为“市场经济”疾呼的人，可是直到这些天，他才真有了言无不尽的感觉。

“十年间理论上‘左倾’回潮有两次”。他总结道，一次是1982年到1983年，当时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另一次是90年代最初的两年，批“社会主义改革的市场取向论”。政府的方针绕来绕去，就是不敢提“市场经济”四个字，“咬文嚼字的结果，导致了改革的停顿，经济的滑坡，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也许是为了证明吴敬琏所言不虚，于光远当场拿出一张报纸向大家展示，那是1990年12月的，刊登着一篇文章，覆盖了整整一版。他抬起头，用嘲弄的口吻一字一字地念着其中用红笔勾出来的一段：“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这老人宣布“中国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行将结束”，还说应该赶快建立一所“市场经济学院”。

与习仲勋-听说习仲勋南下没带干部，他急得拍了大腿

1990年习仲勋退休， 10月9日他定居深圳，直到2002年临终前一个月才回到北京治疗，于5月24日去世。万里说：习仲勋在深圳住的时候，有一次我去看他，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一大欣慰，两大遗憾。欣慰的是，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一个遗憾的是，没有能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个遗憾的是没有推动党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他的话不多，说完了，我们俩只是相对无语。”万里说：习仲勋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

2002年春节，万里最后一次去广东，在其子万伯翱的印象中，此行“有点英雄暮年的意味”。

“他说我来跟广东人民告别。整个春节只专程看望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习仲勋，当时习伯伯已经病得很严重了，过春节早早穿好了红色的衣服，白色的衬衫，等待着父亲，他们激动地拥抱了。老爷子说他来看他的老伙计了，一定要保重身体。习仲勋纠正他，什么老伙计，老战友了！”

两人的交情已延续多年。早在改革开放刚开始不久，习仲勋就是万里眼中一位重要的老伙计。

当时习仲勋恢复工作后，在万里邀请下随广东省黄静波副省长到安徽取经，学习农村经济政策。当万里谈到仲勋在广东面临的形势时，十分关切。尤其是当他得知仲勋随行没有带一名干部的时候，急得拍了大腿。

在万里调任北京之后，1980年10月20日至11月6日，时任广东省省长习仲勋担任团长、率领中国省长代表团一行19人，对美国进行了为期18天的友好访问。

而许多人并不知道，正是万里点将，让习仲勋带队出访的。

当时外交部建议，代表团由辽宁、河北、福建、江苏、广西、云南、四川或甘肃等七省的省长或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组成。最初没有考虑到广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在外交部上呈的请示上批示，“广东华侨在美较多，把云南或广西换为广东”，并点名由习仲勋同志担任代表团团长。

1990年万里谈反腐：现在的问题是反腐部门也腐败据

万祥军表明，更多时候，王郁昭去万里处，没有什么具体事，就是探望，聊一聊。记得有一次，王郁昭探望万里回来的路上，问及谈什么了，他说：“也没有谈什么，就是闲聊，谈到反腐败。万里说，现在的问题是反腐败部门本身也腐败”。

“王郁昭，原安徽省省长，被称为农村改革的先行官。改革开放初期，时任滁县地委书记、后任安徽省省长的王郁昭，冒着来自全国的压力在滁县地区全面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万祥军向记者说，上世纪90年代，为了推进以税费改革为契机的农村第三次革命，他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曾率领8位老部长对税费改革试点地区进行了深入调查，1996年写了《关于切实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并作了重要批示。

“王郁昭晚年谈到自己的从政道路，他认为有两个人对他影响最大，一个是杨晓椿，一个是万里。”万祥军向记者表露，“文革”中间，是杨晓椿偶然想起他，并把他派到县里，决定了他从大学教师到地方官员的转折。王郁昭晚年曾专门写文章纪念杨晓椿。应该说，杨的影响很关键，但也很简单。谈到万里对于他的影响，则深远复杂。万里影响了他从政生涯的路线轨迹，影响了他改革中的作为，也影响了他的思想。他与万里的交往过程，也许能展示变革时代中国政治的某些特质。

记得，那是1990年的时候。王郁昭调来北京以后，与万里的交往显然增加。春节，王郁昭会去探望万里；平时，有些情况下也会去万里家。与万里办公室的联系，一般都是他自己与万里的秘书通话，“我担任王郁昭秘书的后期，与万里秘书逐渐熟悉，有时我与万里办公室联系。”与万祥军的交流中，当时担任王郁昭的秘书说。

王郁昭去万里家里，有时候是为了一些具体事情。前几年，安徽在小岗村建立大包干纪念馆，想请万里为纪念馆题写馆名。先是省里有关领导直接与万里办公室联系，万里没有答应；随后，省里又通过中央有关部门联系，万里还是没有答应。无奈之下，省领导找到王郁昭。王郁昭去了万里家里，对万里说：“这个题词你要写，你不写谁写？只能由你来写，别人写都不合适。”万里听了王郁昭的话，说：“好吧。”让秘书拿了一张白纸，再找了一块硬纸板垫在腿上，坐在沙发上，写了“大包干纪念馆”几个字。

1977年6月，万里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时候，王郁昭是滁县地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此前，王郁昭与万里素不相识。1978年2月，也就是万里到安徽之后大约半年，王郁昭被任命滁县地委书记。显然，这可以理解为万里对王郁昭的提拔重用。此番任命之前，王郁昭作为地委书记，从来没有单独与万里谈过话，见面也只在省委召开的大会上。

王郁昭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见到万里，是1977年6月，在省会合肥，这是万里上任省委第一书记的见面会，所有的地区和省直厅局负责人都参加会议。第二次见到万里，是同年8月，也是在大会上，万里出席省委省政府庆祝“八一”建军节大会，同时也是为文革中的“支左”部队送行。会后，一位省委副书记找王郁昭，说滁县地委落实农村政策的几个文件，万里看过了，认为很好，让王郁昭回头将这几份文件集中编印成册，送到省委。后来，万里批示：“这些政策措施很好，是良好的开端。转发其他地区参考。”这时，王郁昭虽然没有机会与万里单独见面，但知道万里对于滁县的工作是肯定的。王郁昭调来九号院后，没有在万里直接领导下工作。1987秋天十三大之后，万里基本上离开国务院，不再分管农村工作，于次年春天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此后，王郁昭与万里的工作联系，主要是编辑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和编辑万里文献。